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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上分析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差异性。
《交通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制定本法”。它具有社会法的性质又具有公法的性质;交通事故的处理和责任认定，正是体现了一种国家公权力的干涉。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属私法的范畴，对它的归责原则的认定，体现的是一种审判权和被动权。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首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自己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为最终的行政决定所必经的程序和步骤，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部分，责任认定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公安机关行使最终的行政处罚权提供依据，是一种主动性权;虽然公安机关在调解时仍然把责任认定作为证据来分配赔偿责任，但这已不是责任认定的主要功能。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应当以审查证据的一般原则对引发交通事故的法律事实、过错等进行全面的法庭调查，如果法院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与事实不符或与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不符，完全可以按自己查明的事实、适用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作为定案的依据，无需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当事人在起诉或抗辩时，可以按自己主张的事实和认为应当适用的归责原则进行诉讼和抗辩，不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限制或先置行使撤销权。
(二)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的责任分配在归责方法上的差异。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的行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本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也就是说，在交通事故中，行为人有同等的过错不一定承担同等的责任，过错大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这种归责方法，是无法用民事责任的归责方法来加以解释的。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该规定包括责任认定的两种例外情况，第一种是发生事故后当事人逃逸必须承担的责任;第二种是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必须承担的责任。《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标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的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该条规定强调的是交通事故中行为人的作用和对行人的保护。从社会法的角度看，它以加强管理和维护社会利益为出发点，虽然它也无法用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来加以理解，但这种例外归定也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但它不一定符合民法的原则，而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必须受民法法律原则的制约。民法归责原则的例外，主要表现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上，无过错责任的受害人往往是被动受害者;公平责任原则也是在查明双方都没有过错，从其他法律关系角度又找不到责任承担者时才适用。这两者都符合公平正义而被损害赔偿归责原则所接纳。因而，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例外，在损害赔偿的诉讼过程中，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证明自己过错的大小，最终根据过错来确定交通事故赔偿数额的分配。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责任分配在适用法律的范围上的差异性。
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最终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它所适用的法律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要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通事故处理规定》等。由于受到其自身权力范围和法律适用范围的限制，因此，在责任认定中，不能做出全面、客观的分析和划分过错的举证责任、责任人的范围等，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的责任分配不相一致，甚至于互相矛盾。
综上所述，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责任性质、归责与赔偿原则等问题，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各国的立法例不尽相同。我国在近几年的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也不断的对其进行了完善，但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如何运用相关的规则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